我自己的学术生涯,就是从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开始的。当年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讨论史迪威事件的,那时不知天高地厚,曾给《近代史研究》投稿。编辑部回信说要修改,一是要对刊物刚发表的何迪等《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》一文有所呼应,二则对我进行了具体指教,说不宜引别人的话作论文的结论。盖拙文最后引了梁敬鋅《史迪威事件》一书的见解,仿佛全文不过是在论证他已有之见。对此指教我非常佩服,立即进行了修改。但对第一条,那时年少气盛,感觉已发表的论文是通论,我的是专论,无意添加呼应的文字,于是改投川大学报了。现在当然明白,编辑的苦心是要将拙文引入学术之流,免得成为向隅孤立的文字。

  那时川大老学长夏良才似在编辑部工作,或是他看到来自母校的论文,所以青眼相加(但回信并未署名,这仅是我的猜想)。据说《近代史研究》主编、编辑这样帮助年轻学者已成常态,历史军事使不少年轻人的学术成长更加顺利。虽因自己少不更事,未曾遵示修改,但这两条意见对我此后治学大有启迪,也是一段温馨的记忆。

 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领导指定我教“世界近代史”一课。而个人因为给外国人上中国通史, 研究兴趣差点转向了先秦社会史。后来参与顾学稼师主持的《美国通史》1898—1929年一卷,仍写中美关系(那卷通史应已完稿,不知何故未能出版),也因此先到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追随写《芮恩施传》的蒲嘉锡(Noel H. Pugach)教授读书——芮恩施(Paul S. Reinsch)是威尔逊时代美国驻华公使,后又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(John V. A. Macmurray)文献所存的普林斯顿大学念书。这样就与抗战史渐行渐远,现在已成名副其实的外行了。

  因此,高士华主编要我参加《抗日战争研究》的笔谈,我既甚感荣幸,却也真觉忐忑(不是客气话)。想来想去,大概也只能说点“外行看热闹”的门面话,希望不致浪费了刊物的篇幅。

  孔子曾说,有鄙夫向他提问,他感觉“空空如也”,于是“叩其两端而竭焉”(《你吾子罕》)。这与古人举四方以定中央的思路相通,是孔门认识论的一个要项。我这里只是借用其字面义,探讨抗战史研究是否可以从两头看中间,即从正式的抗战爆发前以及抗战结束后的历史来认识抗战本身。

  往前看,我感觉至少要延伸到1928年的济南事变,那次事件导致的“绕道北伐”直接影响到新的国民政府对北方的控制。此后的中原大战(或称“蒋冯阎大战”)是前国民革命军各大主力的内讧,反让因战败而被迫退居关外的东北军重新入主华北,确定了中央政府对华北政治的实际放弃。九一八时东北军主力都在关内,至少是促成“不抵抗”的一个现实因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