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良镛在四川重庆读大学时代,念的是外交系,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但由于看不惯学校里不良的校风,他再次因大胆直言,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。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。

  查良镛虽然一生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,杏耀代理注册但他后来也说:“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,但我并不后悔。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。外交官的规矩太多,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。”

  1946年秋天,《大公报》刊登启事: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。应聘者蜂拥而来,竟多达3000人。查良镛凭借自己的才华被千里挑一,进入上海《大公报》,正式步入了报人生涯。

  1948年,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复刊,查良镛被派到香港工作,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。那时在香港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差事。跟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来比,那时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。但香港在发展,查良镛作为报人、作为金庸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轨。

  1950年,《大公报》旗下《新晚报》创刊,查良镛被调到《新晚报》,做了副刊编辑。

  当时《新晚报》总编辑罗孚注意到,比武擂台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。于是灵机一动,决定邀请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。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,自此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。

  1955年2月初,梁羽生的《草莽龙蛇传》快连载完了,但他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。罗孚便只好找到另一个武侠迷查良镛:“梁羽生顾不上了,只有你上了。”

  于是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《书剑恩仇录》问世,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。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,署名“金庸”。

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,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。走到哪里,都是一片说谎声。金庸忍不住了:“我必须发声。”于是,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,两人一起出资,创办了《明报》。

  办《明报》要十万块,金庸自己就出了八万。他将自己写小说和稿子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。

  他每天一篇的社论,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。当时金庸一边写小说,一边写社评,小说要写八九百字,社评要写一千多字。还要随时关注国际时讯,精力消耗很大。

  每天一睁眼,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。晚饭都不吃,要写好社评才能坐下来安心吃饭。社评写完的时候,一般也就到了报纸要发的时候。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,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。

  有一段时间,金庸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。连载的《天龙八部》只好找倪匡代笔。一个月后,金庸回到香港。倪匡笑着对他说:“抱歉抱歉,我讨厌阿紫,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。”

  1972年,金庸宣布封笔:“如果没有什么意外,《鹿鼎记》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。”

  金庸的名气虽响彻中外,而且博古通今,历史、政治等知识信手拈来,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学问不够。

  因此即使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后,金庸坚持选择作为普通学生申请就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,那时的他已经是81岁高龄。

  在剑桥读书时,金庸同普通学生一样。背着双肩包,里面放满了课本。有一段时间金庸还会骑着车上课,但因为太太担心会发生危险而就此作罢。

  在剑桥上学,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。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、不再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,他做的一切都“不为学位,只为学问”。

  有学生想找金庸拍照、签名。金庸说:“我现在是学生,不是作家。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,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、喝茶。”

  在金庸眼里,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晚。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,自尊而不自负,骄傲而不自满,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修炼的武功秘籍。

  问世间,情为何物,直教人生死相许!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编织了大量的爱情故事与恩怨情仇,但是他的爱情与婚姻一直讳莫如深,显得更为神秘。不过晚年的金庸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:“我的婚姻不理想,我离了好多次婚。”

  原来,在纸上“笑傲江湖”的背后,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,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。

  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,人称“杜四娘”。两人的爱情萌芽开始于杭州。1947年,年轻的金庸在杭州《东南日报》工作,负责幽默专栏,而得以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。

 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杜家,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。从此,金庸成了杜家常客,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。

  1948年10月,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。金庸曾以“林欢”为笔名写影评、编剧本。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。不过,杜冶秋说,那是因为两人姓氏中都有一个“木”字,所以是“林”,欢是当时他们幸福生活的写照。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,金庸忙于工作,没时间陪她,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,过得不愉快。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,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。

  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婚姻,依然眼含泪光:“是她背叛了我。”他们没有子女。

  第二任妻子叫朱玫,新闻记者出身,美丽能干、懂英语,比他年轻11岁,两人育有二男二女。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后,金庸创办《明报》,朱玫除了照顾孩子,几乎每天都从家中送饭到港岛,后来她还当了报社的主编。为了支撑《明报》的发展,她还曾变卖首饰。后来金庸的事业获得成功,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,俩人最终结束了曾经共患难的婚姻。1998年11月8日朱玫在香港病故,享年63岁。替她拿死亡证的,既不是她的前夫,也不是她的儿女,竟然是医院的员工,令人唏嘘。

  多年后,金庸说,如果可以补救的话,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,对朋友好一些,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面带愧色:“我对不起朱玫……”

  而金庸和朱玫的长子查传侠,1976年10月,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自缢身亡,更是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。他接到儿子去世的消息时,正在报馆写社评,一边写一边流泪。之后,他亲自到美国,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。儿子的自杀也成了他信奉佛教的直接原因。

  最终和金庸白头偕老的第三任妻子是林乐怡(也叫阿May),即金庸的现任妻子。她认识金庸时才16岁,比金庸小二十来岁。

  关于两人的结识还有一个“10元小费”的传闻:金庸到一家酒店用餐,当时还是服务员的林怡乐认出他是金庸,两个人闲聊了几句。结账时,金庸要给林怡乐10元小费,不想遭到拒绝。林怡乐说,金庸是文人,靠写稿维生,赚钱也比较辛苦,这10元小费她不会要的。金庸心里很是感动,后来俩人成了朋友,渐渐生出情意。

  林怡乐貌美而聪颖,很多人暗地里都称她为“小龙女”。这个年轻的太太很会照顾金庸的生活起居和饮食,不准他吃这吃那,而他也乐于接受。